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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13年，18岁的王无为应了在北京京东方电子厂实习的邻村发小的提议，离开太原，去往北京打工。买完车票后身无分文的他，借住在发小的宿舍里，每天靠发小下夜班带回来的鸡蛋灌饼填饱肚子。来到北京后，他不停寻找工作机会，干过发传单、修图美工、淘宝客服、装卸工等一系列活计。当年秋天，发小从老家秋收回来，带了一台被亲戚淘汰了的台式电脑，两人找不到活时，便经常在家看电视剧、电影。王无为开始对编剧、摄影产生兴趣，在一则随笔中，他写道：“看了电影《站台》想做编剧”。

　　《站台》是同为山西人的导演贾樟柯的第二部电影长片，讲述了1980年代山西汾阳县文工团的年轻男女，在“文革”结束、改革开放后，经历的时代变化——电影里出现了喇叭裤、皮衣、烫发、录音机、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等，角色们躁动、效仿，等着南方的新风吹到汾阳，但随着大众娱乐方式的多元，他们面临着无人观看、文工团改制和团员离散。在新旧交替中，曾以为会被“新”的浪潮推向希望之地的年轻人，在挣扎十年后，终于放弃幻想，在汾阳的“旧”城墙内，结婚、生子、找份安稳工作，各自归于庸碌日常。

　　但这份工作不稳定，每月有活儿的日子不超过十天，少的时候只有两天，一天两百元，平均每月收入在一千元，扣除房租、水电费四百余元后，剩下的钱刚够温饱。王无为回忆，大部分时候他自己做饭，由于屋子里没有冰箱、空调，夏天如果饭馊了就得挑拣着吃。西红柿鸡蛋面和土豆炖茄子是他印象中最常做的，外出拍摄时，有时能吃到带肉的盒饭。在北京的几年里，王无为在不同的城中村、郊区自建房、地下室辗转，地下室潮湿，床单被套时常湿润，一觉醒来身上都是疹子。

　　为了还债，2018年初，经朋友介绍，他参与了腾讯一档体育节目在西班牙的录制，团队去梅西家拍摄，他作为助理没有资格进去，在大巴车上等着。“只知道梅西很有名，然后听他们聊梅西身高、打针这些八卦，就在车上睡着了。”回忆出国的经历，他提到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事，是在大街上，看到一个清洁工开着垃圾车在收垃圾，“头发可能打着发蜡，看着特别有精气神，脸特别干净，穿得又时髦又有气质”。讲述这个见闻时，王无为的声音活跃起来，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平静的。

　　现在他已经在村里生活五年多。在他的社交平台账号中，有一个名为《平常的一天，无聊的视频》的合集，零散地记录了他的日常。今年1月的一集视频中，冬日的窑洞里，炉子闪烁着火光，家中只有王无为一人，他跷着二郎腿，坐在沙发一侧读古龙的书，腿旁的板凳上一杯热茶冒着气，膝上趴着小猫。晚饭时分，奶奶做好了饭，他端着碗，坐在笔记本前边看电影边吃。“每天差不多都是这么过的，吃饭，睡觉，喂鸡，看书，烧炉子，日复一日。”文案中他写道。

　　目前，王无为的账号粉丝数涨到了2.4万。许多网友通过留言、私信、投币等方式表达对《我们村》的欣赏和对他的支持。对于这些“加油”“一定要坚持下去”“看好你”的鼓励，王无为说他深感恐慌，甚至在视频受到关注后，便暂停了一段时间的拍摄，并劝网友们不要付费。他说自己拍摄与否多由心情决定，既不想坚持也不想加油，更不想获得关注和喜爱。一名粉丝想把他推荐给一位纪录片导演，也被他婉拒了，理由是“已不想和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瓜葛”。